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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没像处置周淮、王怀那样直接打杀。

    他太了解自己的父皇了。

    父皇能容忍他对王府属官用刑——

    毕竟那是他自家的奴才，打死几个也无伤大雅，甚至可以看作是在管教下人——

    却绝不能容忍一个藩王动朝廷的驻军将领。

    动驻军就是动兵权，动兵权就是碰逆鳞。

    这是他反复试探出来的底线——

    他曾经在一次酒后试探性地让亲兵接管了一处卫所的哨位，不到两天，金陵的申饬文书就到了。

    那一次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从此记住了这个分寸。

    但记住分寸不等于束手无策。

    父皇一生，最恨的就是谋逆，就是通匪。这两个词的杀伤力，胜过千军万马。

    他花了三天时间，亲手伪造了李兴和湖广流匪私通的书信。

    信里写着“待秋收之后，里应外合，拿下长沙城”，字迹模仿得惟妙惟肖，连信纸边缘的磨损都做旧得恰到好处——

    每一道折痕、每一处墨色深浅的变化，都像是精心排演过的戏服。

    他在书房里忙了这三天，中间还抽空去参加了一场诗社的酒会。

    酒会上他谈笑风生，还即席写了一首诗赠给主人，没有人看出任何异样——

    不对，有一个人事后回想起来说，王爷那天笑得太多了，每次笑完都要低头看一眼自己的手指。

    那人把这句话咽回了肚子里，因为他知道，说出来就是下一个周淮，下一个王怀。

    诗会结束回来后，他又把牢里的校尉提出来严刑拷打，逼他做伪证，指认李兴早就和流匪勾结，还多次抱怨当今圣上“赏罚不明，刻薄功臣”。

    伪证做足，他八百里加急，把一沓“证据”送到了南京，蜡封的信封上按着他的亲王印，每一个手续都一丝不苟，像一份真正的公务文书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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